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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刻帖费时费力,而在明代私人丛帖中风气之先的《停云馆帖》,却并列了三个版本的《黄庭经》,一个是作为对王氏法书的收录,一个是作为文氏自家书法成就的体现, 引人瞩目的是其中还包括了一个《黄庭经》残本。这不仅体现了文氏父子对于书法传统的钻研与继承、对金石趣味的体会与拓,以及对人生幻灭的独特见解,同时也反映了他们融入并引领明代中后期艺术潮流的一条独特途径,这是文家父子绝不亚于其绘画成就的文化贡献。对这个案例的探讨,有助于将文氏父子三人的艺术行为加以整合,通过金石学的桥梁使文氏父子不再隔离于近乎分别书写的书画与篆刻领域,进而对明代艺术史产生新的认识。近年来,关于明代经典艺术史与视觉文化研究两大研究路径的分歧与前景曾引起过一些争论,而本文的论题刚好连接着这两个学术取向,一方面法帖自然属于典型的精英艺术,另一方面对于残本的兴趣却将传统艺术史的视野带向了更宽广的领域。西坡墓地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阳平镇,属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4年-26年发掘墓葬34座。本文以考古学翔实而完整的发掘记录与深入的分析研究为基础,以碳氮稳定同位素古人类食物分析为主线,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尝试科技手段与考古学结合进行西坡墓地的新探讨。研究发现,西坡墓地似可划分为三部分,其中主要的为两部分。这样的划分不仅有利于食物分析关系上的理顺,而且还可以得到随葬器物的使用以及摆放上的支持。文章还对器物使用、墓葬年代以及墓葬等级划分及其方法等进行了讨论。陕西凤翔县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绢质汉文陀罗尼经咒绘写本,其主体内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说随求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经咒中心和周边的图像对理解唐代密宗真言的构成有着重要的启示性作用。本文对经咒中涉及到的图像进行简单的对比分析,认为经咒中心图像为一头戴虎头冠的披甲执锐武士形象。此类虎头冠图像发轫于西方,向东融汇佛教中的天龙八部思想,进入中土之后,经过了若干次变容和转化,成为具有"护国、护教、护城"战神之力的毗沙门天王形象。这种形象的出现正与凤翔墓地的时代背景相契合。经咒周边为佛教手印、花卉纹等构成的组合图案,以及经咒书写方式的结构—环绕式构图,共同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密宗曼荼罗坛城的表现形式。此外,凤翔经咒中所表现的密宗思想有可能与墓地杀殉现象存在一定关系。91年,河南洛阳孟津县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为唐代名相岑文本侄女、刘洎儿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岑景倩之子,岑平等与岑羲实为堂姑侄关系。岑氏丈夫刘广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乡江陵,但其独葬于洛阳邙山,既与其信仰佛教有关,更与自武后时起山东士族与侨姓士族迁移洛阳的潮流相系。南阳岑氏为侨姓高门,入唐尤为显赫,为一门三相,唐代前期只有兰陵萧氏能与之比拟。岑平等卒时,其伯父文本、从长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对此只字未提,这在习惯自矜门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显得不同寻常,反映出对武周时岑长倩冤狱的莫大忌讳。该墓志称岑平等仅有一子,即郑州司仓参刘敦行,据193年洛阳出土刘敦行神道记云,敦行为薛氏所生,岑氏实乃嫡母。秦式短概念提出已近二十年,其间出土短数量猛增,对其型式和年代有必要一些调整。从秦式短出土数量多、兽面纹格形制高度统演变同步有序等方面可以认为它是秦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因素。本文还根据出土新,从技术传统和纹饰风格两方面探讨秦式短的渊源当追溯至西周中原地区的兽纹柄,不应牵强附会北方草原风格物件。通过的梳理,可以认为冀北花格及中原各诸侯国花格也是西周兽纹柄的延续和发展。同时一些实物线索也显示,西周前期的柳叶形短、人面纹短,后期的兽纹柄短,以至东周大量流行的兽面格短(秦式和花格),它们的发展演变是传承有序的。先秦时期,墨学曾与儒学并称为两大显学。但汉以后,因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策,墨学逐渐没落。晚清,墨学复兴。五四时期,墨学更受思想家重视,思想界出现了研究墨学的热潮。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一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墨学救治时弊;以墨批儒;以墨学会通社会主义思想;发掘墨学中的科学成分。世纪9年代,在洛阳发现了明代饶阳县簿刘鼎和太吏目徐道两座纪年墓,基本保存完好,出土了墓志和三彩、青瓷等随葬器物,这是洛阳以往发掘的明代墓葬中很少见到的,对于研究明代吏情况和瓷器手工业有重要参考价值。世纪六七十年代洛阳出土的明代方城镇国太夫人赵氏墓、伊藩方城府镇国将朱典栉墓、辅国将朱褒墓等,墓室保存完好,随葬有墓志及陶俑、铅器等,对于研究明代伊藩家族世系及其墓葬形制特点等,都有重要意义。长江中游现已发现的史前城址分为单聚落、双聚落、多聚落三种类型。三类城址的特点、渊源和属性各有不同。城址本身与城外聚落之间的组织方式决定了城址聚落群聚形态属性。各类城址崛起导致了史前血缘社会的重组与整合。随着少数城址向聚落社会地缘化的方向发展, 初的文明古国由此产生。文中通过对河南淅川和尚岭春秋墓葬所出青铜祖槷铭文的释读,考证此类器物的性质实为古人致日测影之槷表,并正其名曰"祖槷",纠正了学术界以往普遍将之视为镇墓兽座的错误观点。同时,在研究先秦时期的致日制度及相关器物的基础上,阐述了以器喻德的独特观念,建立了自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圭表测影的固有传统。"长子口"墓,位于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遗址处,为西周早期高等级 墓葬。该墓出土了一批商末周初的音乐文物,包括4件骨排箫、6件编铙、1件石磬,是这一时期的重大音乐考古发现。依出土器物类型、组合方式及墓葬特点来看,与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的器物均有相近,而编铙则具有明显的商代器物特征。该墓葬所出土的音乐文物对于我们研究、了解商代末期的音乐文化特征,尤其是商代末期向西周初期过渡、衍生方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仅就该墓所出土的音乐文物进行梳理、研究,以期了解商末周初古代音乐的乐器类型、乐队组合方式等方面的沿革情况和该墓所出音乐文物之于古代音乐史的重要意义。由花东甲骨文和作册般鼋铭文的记载可知,射牲礼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 初其举行的地点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泽等水边,射牲结束后多伴随有祭祀活动。之后射牲礼逐渐发展完善,由麦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仪式已明显区别于习射及以"择士"为目的的大射,其不仅与祭祀相关,且已具有象征天子亲自射猎以"示亲杀"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