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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高居翰认为，17世纪绘画中北宋山水风格的复兴是因为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本文发现明末清初金陵画家创作了许多以"金陵胜景图"为代表的实景山水，其中金陵职业画家创作的实景山水更多地借助了北宋的山水风格。通过对西方学者所提出的西方影响可能性的分析和评价，认为北方收藏家的崛起和北宋山水风格的再发现，董其昌对北宋大家的认同及金陵画坛对"南北宗论"的批判接受是北宋山水风格在金陵画坛得以复兴的重要原因。在田家英小莽苍苍斋旧藏中，有一通陈奂致冯桂芬的信函。这封信是扬州的杨亮托陈奂向主持修纂《两淮盐法志》的冯氏说情，以便续聘杨亮等人的。结合现存几封杨亮写给陈奂的信件，基本上可以勾勒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即杨亮、陈奂两人实际上并无深交，只不过是在之前不久才相识于南京的博山园内的。基于这样的交情，就能请托这样重要的事情，从而反映出当时底层文人学者的生活状态，实在是潦倒穷愁。而陈奂作为当时两江总督的座上客，他的这种请托，无疑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效用的。至少，在杨亮眼中，可能比其老师姚莹，一位在任员，更有效力。否则，他也不会在相识不久之后，就发出这样的请求。不过，即便如此，这封信发出之后，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了。但信中涉及的《两淮盐法志》一书，事实上因为太平的攻陷江南，并没有修成，在此后不久就陷入了停顿。因此，即便是陈奂的这次请托，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事实上杨亮的生活也依旧不会有多大的改善。灯具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照明器具，包括灯和烛台两大类。灯具延展了人们作息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人类生活，同时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本文以南方地区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灯具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比较研究探讨相关问题。六朝铜灯具可以分为竖柄灯、横柄灯、提吊灯和座灯四类。通过比较当时南、北方铜灯具形制，可知铜灯具的造型和工艺承袭自汉，虽独立发展，然南北交流存续未绝。通过比较铜质和陶瓷灯具，可知虽然陶瓷灯具逐渐占据主流，但是铜、瓷材质各有优势，二者互为补充并相互借鉴，可满足不同阶层的审美和使用需求。六朝是古代灯具的转折时期，汉灯余韵和时代新风在六朝灯具上显得尤为突出，反映出深层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内容。本文是基于物质对汉唐社会历史进行实证化、具象化研究的新尝试。本文以 文物局"指南针古代建筑精细测绘—万荣稷王庙"项目所获调查测绘成果为基础，整理出该庙大殿斗栱类构件、柱梁类构件及平面屋架尺度三类数据。运用统计学中对总体平均值的估算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获得了大殿各类大木作尺度数据的校正复原值。以《营造法式》材份制度为基础，运用统计学中对总体平均值一致性的设检验方法，挑选出大殿七类外檐斗栱构件，结合宋尺实例及宋代尺制研究结果，对大殿的用材制度进行了探讨，确定其大木作用材份值为.44寸，与《营造法式》中所规定五等材的份值尺寸相同。在已确定份值的基础上，通过多个角度的比对方式进行营造尺长的复原，得出了大殿大木作营造尺复原值为31.4厘米的结论。饕餮纹多变性的根源在于组成它的各器的多变性。饕餮纹各器的变形模式可总结为：不同形象同类器间的置换，器数量、位置、性质的变化，器独立成纹以及器"兽化"。这些变化模式突出表现了饕餮纹各器的独立性和自由性。究其实质，独立性和自由性的根源在于这些器来自不同的动物原型，通过"—重组"的模式将不同动物的器集合于饕餮纹之上。而这些动物通常是与祭祀相关的牺牲和巫觋助手，它们具有人神媒介的特性，因而满足了青铜器纹饰用于沟通人神的需要。德钦县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横断山脉地段，是北方青铜文化传入云南的重要地区。为研究滇西北地区青铜时代的金属技术，采用金相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对德钦永芝战国末至西汉早期的古墓葬出土铜铁器进行了研究。分析的11件铜器中，发现其材质有红铜、Cu-Sn合金、Cu-：s-Pb合金，以及含：s的其它铜金属，合金类型有多样化的特点，但红铜占较大比例。Cu-：s-Pb合金是云南第2次发现砷白铜，其冶炼技术的来源值得关注。铁器中出现了块炼渗碳钢，为一种低碳钢，这是滇西北地区 科学分析的铁制品。铜器方式主要为热锻和热锻后冷，个别为铸后冷。该墓葬出土的铜、铜马杖头和弧背等都有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影响，说明这些技术可能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关。本文 用科学手段分析了滇西北迪庆地区的青铜器和铁器技术，对研究云南早期青铜文化金属器的工艺及其来源有一定意义。通过缀合而来的新材料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意义重大，这是学界公论。文中的两则缀合，分别在田猎、气象两方面为甲骨文研究了新信息。则是《美国所藏甲骨录》484与《甲骨文合集》27898的缀合。缀合后，得出了"斿犬师"的完整称谓，由此可 字为"师"的犬是"斿"地之犬；而且从卜辞内容看，其与《合集》28799应当是商王在连续几天里田猎活动的占卜记录。《美藏》484在以往研究中不被学者重视，但其内容重要，不可小觑，对于研究殷商的田猎地名、田猎地距离以及地名结构，都有所帮助。第二则是《甲骨文合集补编》4393与《甲骨文录》136的缀合。缀合以后， 出现"启既"的辞例，与以往卜辞用"既"和"雨"组合而成的短语表示祈求雨天结束的气象用语不同，可丰富卜辞关于气象语言习惯的研究。《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面世后，学界对《筮法》的研究尤为集中，涉及到《筮法》的成书时间、性质以及对汉易的溯源；《筮法》篇与数字卦的关系；《筮法》所载的成卦法及解卦法；"卦位图"与《说卦》所载方位差异的思想内涵；《筮法》与《归藏》的关系等方面。通过对时代特征强、演变快的陶器进行分析，可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进行重新分组，167座墓葬共划分为五组，其中包含两个数量不多的过渡特征组。遗迹现象表明，第三组时是大同南郊墓地形成史上的巨变时期，此时北魏经历了太和改革和迁都洛阳，第三组墓葬所表现的维持和破坏并存的状况，当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7～29年对沟湾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大批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遗物，尤其重要的是发现和探明了遗址外围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小两个环壕，填补了汉水中游地区史前聚落考古的一项空白。依据层位和出土遗物，该遗址的仰韶文化遗存大体分为四期，时代从仰韶文化早期晚段到晚期早段。7年对唐户遗址进行的发掘，共发现裴李岗文化时期的房址41座、灰坑169个、沟2条、墓葬1座，出土了一批裴李岗文化时期的遗物。这批材料丰富了郑州地区裴李岗文化的内涵，有助于研究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分期和聚落形态，以及建筑方式、生业形态、社会组织等。8年度对麦坪遗址的发掘，共房址5座、墓葬13座、灰坑12座，出土陶器、石器、铜器等各类遗物2余件。该遗址是大渡河中游地区的一处中心聚落，本次工作区分出四类不同的文化遗存，对遗址的分期和年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研究本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了重要。6～28年对西金城龙山文化遗址进行了发掘，在遗址中北部发现了一座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3.8万平方米。此次发掘位于城外，发掘面积52平方米，了城墙、壕沟、灰坑和水井等遗迹，出土一批龙山文化陶器和石器，整体文化面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另外还发现了粟、水稻和小麦等农作物遗存。
